1960年2月，在广州的从化地区，毛泽东与宋任穷、康生等人进行了会晤。尽管外面的天气温暖，讨论的主题却迅速转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：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究竟何时能实现爆炸？ 这个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，涉及到铀矿勘探、核材料生产、精密仪器的制造、试验场的建设以及大量科技人员的协作。若其中某个环节出现拖延，将直接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。此外，时值中苏关系紧张，对外援助的期待变得不可依赖，给原子弹工程带来了更大的挑战。宋任穷对此深有体会，他在此时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，肩负着中国核工业发展的重大任务。近期，苏方未能如承诺提供原子弹样品及相关数据，经过二机部的讨论与研究，最终得出结论：全力以赴，工程也难以迅速完成，1964年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目标。虽然这个结论不够乐观，但它是建立在现实的技术、设备、材料和人力基础之上。

令人关注的是，康生刚刚从莫斯科返回，他于2月5日作为中国观察员参与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政治会议。由于会议时差的原因，中国代表团准备的发言稿意外提前刊登，引起苏方的不满。回国后，康生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，并讲述了他对苏方的回应。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，当话题转向原子弹时，宋任穷选择了直面实际困难，说明：“在当前条件下，1964年爆炸是较为可行的。”但康生则认为不能拖延，主张争取在1962年实现爆炸，强调早日爆炸将增强国防力量并对国际形势产生积极影响。尽管他的言论听起来很振奋，但众人都明白，政治雄心不应替代技术基础。毛泽东并未立即插话，而是耐心倾听。康生见毛泽东没有反对，越说越兴奋，最后毛泽东终于打断了他，轻描淡写地回应：“康生，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！”这句话虽短，但含义深刻，二机部的部长需要应对具体的工程问题，而非仅在会议上设定目标，没有深厚的技术背景，无法准确评估项目的进度，更无需谈及原子弹的试爆时间。这一提醒显示出：建设国防科技需要切实的科学基础，而不只是一味依赖口号。

宋任穷对这一点有深刻认识。1954年，他从云南调入中央，参与组织及军队干部管理等工作，并于1955年晋升为上将。至1956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，专门负责航空工业，宋任穷被任命为部长。1958年，国家进行工业管理机构调整，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，重点转向核工业及核武器研发。宋任穷面临的是一个几乎没有前人经验的领域：在基础不厚实、资料不足的条件下，将核工业由规划转化为生产和实验能力。他的工作模式简单而务实，依赖外力但不完全依赖，同时也注重培养中国的技术队伍。尽管苏联专家的撤离对许多项目造成了冲击，二机部并未就此停滞，反而加强内部重组，让干部、专家和技术工人们再度协作，许多任务通过边学边做、边试边改来进行。

这也是毛泽东信任宋任穷的重要原因。他在核武器的问题上明确表示：“敌人有的，我们要有；敌人没有的，我们也要有。”这句话不仅表达了战略决心，也体现了对独立研发和长期积累的重视。最终，在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。如今的宋任穷虽已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，但依然关注这一工程的进展。试验当天，他紧盯收音机，期待全国的广播。但直至晚上，仍未听到消息，心中难免失落。后来得知，毛泽东因需核实爆炸数据并观察国际反应后，才决定如何发布消息。这一安排避免了信息误判，体现了在重大国防工程中对信息发布的谨慎。回望1960年在广州的讨论，至1964年罗布泊的成功爆炸，真正关键的不是时间的争论，而是在技术层面一一攻克难关。康生未能担任二机部部长，而宋任穷也没有通过夸张的时间要求获得认可。那颗原子弹，最终在科学规律和工程实际的推进下，成就了中国核工业的初次飞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