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当浏览许小年的言论时，我禁不住思考：假如当时真有人采纳他的观点，今天的中国将会是怎样的局面，这令人感到不寒而栗。这并非夸张。这位曾获得孙冶方奖的经济学家在学界一度拥有极大的影响力，他的文章常常吸引十万点击，演讲活动频繁。他的核心思想就四个字：政府别插手。他认为不应推行产业政策，也无需投入基建，让市场自行进行优胜劣汰。这样的看法虽然听起来颇为“理想化”，但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，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。

最显著的例子便是高铁建设。在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之际，许小年就对这一项目表示强烈反对，认为其回本遥遥无期，并警告其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，主张应当紧缩高铁建设资金，停止后续线路的规划。他认为，中西部回报缓慢的高铁线路并不吸引民间资本，恐怕永远无法建设。然而，国家不顾争议，坚定地将高铁网络扩展至全国。如今，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突破五万公里，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，覆盖了97%的50万以上城市。这助力了人员和货物的快速流动，带动了经济动脉的畅通。如果当时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今天的我们或许还在因“出行困难、运输不畅”而苦恼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融合也将难上加难，脱贫攻坚更是无从谈起。

再来看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。当时，许小年全力反对，认为这只是在给一些落后产能续命，主张市场应自行“出清”。我想问，面对珠三角数不胜数的代工厂相继倒闭，数百万农民工失去工作，谁将负责？如果沿海工厂关停，内陆地区尚未发展，后果将更加严峻。虽然4万亿确实带来了一些后遗症，如地方债务和产能过剩等问题，但它也成功把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，保住了就业，平稳了社会基本面。许小年在书房中或许能盘算账本，却无法想象数千万失业者所带来的惨痛后果。

对产业政策，许小年一直持反对态度。他早在2007年就撰文称，产业政策没有经济学基础，声称没有哪个新兴产业是政府扶持出来的。他甚至更加激进地说：“中国不应追求弯道超车，也不够资格进行工业4.0”，将跨越式发展视为“投机主义”。如今再看这番言论，简直如同笑话。新能源汽车的崛起，初始于“十城千辆”示范工程，到购置补贴和免税，哪个环节不是国家推动的？早期光伏产业普遍亏损，欧美的反倾销政策致使众多企业受创。依照许小年的逻辑，亏损的企业就该退出，但国家并没有放弃，而是推出扶持政策，鼓励企业在技术上不断创新，使光伏发电成本降至低于火电的水平。如今，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市场的80%以上，锂电池出货量占全球的70%以上，电动汽车年产量更是位居全球第一。没有当初的产业政策，今天的辉煌成绩又从何而来？

许小年的一个重要理论缺陷在于，他将工业发展视作必须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认为如果没有1.0和2.0的扎实基础，3.0和4.0将是毫无意义的幻想。但其实，后发国家恰恰能够实现“跨越式发展”；中国当年直接从固定电话时代跃入移动互联网，便是一个良好的例证。如果按照他的逻辑认为“2.0就足够，就无需追求智能化”，那么中国的制造业将永远被困在产业链的低端，沦为发达国家的廉价代工厂。

更有趣的是，许小年所推崇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，在西方本土早已难以奏效。如今欧美国家擅长主动干预市场，一旦经济放缓或者行业出现问题，立即便出台调控政策，设立各种贸易壁垒，完全背离了“绝对自由市场”理论。他明白这一理论已与现实脱轨，却仍在国内继续推销这套早已过时的理念。

回顾中国数十年的发展历程，可以清晰看出，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无法仅依靠单一市场而稳定。单纯的自由市场容易导致资本的无序扩张，资本几乎总是优先追逐短期利润，而缺乏对基础产业与民生产业的深耕，最终使国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而大多数民众却难以共享发展红利。而我们的国家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和合理的产业规划，稳定了整体经济，也精准扶持了实体经济与民生就业。

如今，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已接近全球30%的比例，并连续15年保持首位。这些成就并非偶然，也不是完全依赖市场的“自然发展”。每一步的发展背后都蕴含着国家的统筹力量，有着产业政策的有力支撑，和在争议中坚持前行的决心。庆幸的是，当年并没有全盘接受许小年的主张，否则今天的中国很可能依然困于产业链的底端，出行仍在为春运抢票而烦恼，新能源车依旧跟在他国后面追赶。落后的二十年这一说法，越想越觉得其实过于保守。